明治維新“脫亞入歐”
自近代以來，日本人的亞洲觀有一個思想內核，即日本在種族和文明上均優于其亞洲鄰國，亞洲鄰國不可能也不能擁有與日本平起平坐的地位。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于1885年提出的“脫亞論”中稱：“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
80年前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
一些日本政要辯護說，當年戰時的日本與納粹德國不同的是，日本的目的不是侵略，而是“解放亞洲”。其實對歷史略加回顧，即可識破其狡辯不過是一塊千瘡百孔的遮羞布罷了。維護“主權線、利益線、生命線”是近代日本國所致力追求的戰略目標，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是這一戰略目標的具體體現。理智的日本學者指出，“在日本決定重要政策的過程中，解放亞洲并非主要目的”，“也許有人確實相信自己是為了解放亞洲而戰，但不能因此就說這是一場解放戰爭而非侵略戰爭”。而日本侵略者在二戰中野蠻殘暴的燒殺擄掠行徑，也早已將其“解放亞洲”的遮羞布撕得干干凈凈。
再到更想當環太平洋國家
日本身在亞洲，但一些日本人又不愿承認自己是亞洲人，那么，日本人到底想做什么人呢？近年來，一些日本學者提出日本應以“環太平洋國家”身份出現。日本國家戰略研究所所長阿部正壽是積極主張日本制定“環太平洋共同體”戰略的學者之一。他提出這個主張的主要理由有：一、日本是海洋國家；二、應該確立有日美兩國存在的共同體；三、在環太平洋區域范圍內，日本可以站在中心，掌握主動權。
如今的東亞共同體，是日本人精于算計在外交上的表現
都說日本人精于算計，在外交上也是如此。日本這些年來的外交算盤還有幾個重要例子值得一提：為了公開謀求“地區領導權”，在東盟加中日韓（“10+3”）機制的走向上，日本力主把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包括進來，成為東亞“10+6”；日本力圖構建美、日、澳和印度的四國“海洋民主國家同盟”，進而孤立中國；日本為對付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在東京舉辦了日本東盟峰會；日本與美國舉行了外交、國防部長的“2+2”會議；日本與美國、澳大利亞建立了三邊機制；最近，利用韓國新總統上臺的機會，日本不僅加強與韓國的雙邊關系，而且試圖建立針對朝鮮和中國的日美韓三邊機制。
金援結交東南亞：日本新亞洲外交的企圖
中國在東南亞的發展引起許多國家的關注。日本也將積極展開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通過向湄公河“東西走廊”無償援助2000萬美元，加強與東南亞各國的聯系。今年是日本確定的“日本湄公河交流年”，可以說，日本對東南亞的關注力度正在不斷加強，這符合近年來日本把東南亞視為亞洲外交突破口的政策，日本媒體也把這一系列舉措稱為日本發起的新外交攻勢。
小泉時期的日本：“回歸戰前”還是“回歸亞洲”？
隨著經濟在上個世紀得到快速發展，日本逐步向軍事大國邁進。日本近年來大幅度更改限制其軍事發展的“和平憲法”條款及有關法律，不間斷地出兵海外，研發新式武器，似乎又要重回戰前那種“重軍事輕經濟”的發展模式。特別嚴重的是，日本政府雖然一再聲稱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卻在同美國簽訂的雙邊安保協定中把臺灣問題列為兩國的所謂“共同戰略目標”，顯露出悍然以武力干涉中國內政的野心。
新“福田主義”：日本亞洲認識的新起點
福田訪華，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便是他在北大講演中所體現出來的對亞洲文化傳統以及價值觀的認同。可以說，福田的亞洲認識具有非常高的水準。尤其是考慮到半年前日本還將“自由與繁榮之弧”作為其亞洲外交原則這一點，我們更感覺到福田首相的亞洲認識難能可貴，他將對未來日本亞洲外交戰略的制定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福田此次訪華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對中華文化以及亞洲價值觀的認同，將成為日本亞洲認識的新起點。
日本人希望區別于亞洲國家的意識，將成影響日本與亞洲國家關系的最大障礙
許多日本專家認為，日本人希望區別于亞洲國家的意識，將會成為影響日本與亞洲國家關系的最大障礙。2005年7月27日，東盟與中日韓（10＋3）外長會議在老撾舉行，但會議上卻沒有日本外相町村信孝的身影，原來他到華盛頓爭取美國對日本“爭常”的支持去了。《東京新聞》援引一名與會官員的話稱，“日本到底將自己的基礎置于何處？如果地域基礎都沒有鞏固，還談什么加入常任理事國？”2005年8月20日，《朝日新聞》以《日本在亞洲的分量越來越輕》為題發表文章感嘆，日本應該明確排列外交目標的優先順序。
政治家的小國心態造就“小國外交”做派
日本提出成為政治大國的目標已久，但依舊是“小國外交”做派，其根源恐怕就在于某些政治家的小國心態。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說過，大國和小國的區別，不在于疆土的大小，而在于氣質和胸襟的大小。誠哉斯言，要成為“大國”，不僅要具備長遠眼光，更要表現出相應的氣度、勇氣和責任感。
日本人骨子深處的“小” 喜歡跟中國比大小
日本國民不滿意政府對美國外交的“小”姿態。但是戰敗國，沒辦法。對中國，大多數成年人還是心有愧疚。尤其在中國雖是大國，但還不是強國時，日本人可以客氣一些，或者說顯得比較大度。但當中國不光是“大”，而且要真正“強大”時，日本人的嫉妒與無奈就是很難用語言表達的。其實，一月底開始的“餃子風波”就是日本人對中國的一次總爆發。
“大國外交”，不可氣度太小
2005年，日本爭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努力受挫，便提出“日本政府之所以按照聯合國憲章的義務支付會費，是希望在聯合國中得到信任，確保擁有一定的發言權”，主張增加除美國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會費。這種提議實質上是將權利與會費掛鉤，把安理會當成了“董事會”。日本此舉盡顯小氣，既損害了日本的國際形象，也有悖于各國主權平等這一《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基本原則。
“大國外交”，不可渾然不負責任
近來日本國內泛起一股否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東京審判）的思潮，認為這是“勝者的單方面審判”。但是，日本曾于上世紀50年代明確表示：“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同盟國戰罪法庭之判決。”正是在承認戰爭責任、向亞洲被侵略國家表示反省的基礎上，日本才迎來了經濟騰飛的契機。否認東京審判，為在該審判中被判刑的甲級戰犯開脫，就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同樣，日本政要在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等問題上的錯誤言行，也是極度缺乏責任感的表現。
“大國外交”，不可目光短淺
當前日本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把日美關系置于首要位置。緊跟超級大國固然有益，但日美關系的不對稱性也削弱了日本外交的獨立。雖然日本聲稱日美同盟和國際協調并舉，但在兩者發生沖突時，日本常惟美國馬首是瞻。有評論家指出，日本外交重視美國有余，重視聯合國不足，重視東亞地區不足。對此，中曾根強調，下屆日本政府必須向重視亞洲、多方位外交的方向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