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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朱安的無愛婚姻:生命難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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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朱安無愛婚姻生命難以承受之重
   朱安是舊式婚姻的犧牲者,她無辜,她不幸,她的生命可說是灰暗而寂寞,用她自己的話說,就像一只默默的艱難爬行的蝸牛,它不知道何時可以爬行到頂端,或許從來就沒有那么一天。她在孤獨中度過了凄苦的一生,寒日無言,斜暉脈脈,是那么樣的蒼涼。
曾經有人這么質疑:魯迅、胡適等一些號稱是“五四”時期反封建的旗手,在他們人生的旅途上,卻成為封建禮教的屈從者。尤其是他們的婚姻,幾乎無一不是接受傳統禮教的包辦婚姻,以他們對禮教的反叛,再加上他們留日、留美,受異邦文明思潮的洗禮,卻接受教育程度極低、甚至目不識丁的女子為妻,豈不是可怪也歟?
殊不知,魯迅諸人,其強烈反傳統主義者,終成為傳統之奴隸,其根源在于他們幾乎無一不是“寡母”撫育有成之孤兒。父親的早逝,孤兒寡母的困苦生活,使他們對母親產生了一種任何情感都無法取代的“寡母撫孤”情結。而盡管他們從理智上清醒地意識到母親為他們所做的事不合道理、不近人情,但往日生活中對母親不幸命運的同情和對母親撫孤的艱辛,令他們產生對母親意愿的無力反抗。
魯迅曾說過,“母愛差不多是偉大而盲目的”,這是凝聚多少生命體驗的肺腑之言。而胡適更形容,母親猶如“放高利債的債主”,他們這些孤兒終其一生都無法償還這筆債務。于是盡管有百般地不愿意,他們也只能聽憑老人家的安排了。胡適曾于婚后不久向好友胡近仁透露心中的話:“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吾之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而魯迅對于母親一手安排的婚姻,也沒有半點反抗。后來他曾對好友許壽裳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事母至孝”,成就他們的傳統美名,但換來的卻是他們在愛情上的悲劇———兩個毫無感情的人的終身廝守。胡適還算不錯,還生兒育女;而魯迅與朱安則過著徒有夫妻之名無愛日子。魯迅明知無愛,卻又不得不接受,究其原因,他日后說,一是為盡孝道,他甘愿放棄個人幸福;二是不忍讓朱安作犧牲,在紹興,被退婚的女人,一輩子要受恥辱的;三是他當時有個錯覺,在反清斗爭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誰結婚都無所謂。就這樣他和朱安過著“無愛”的夫妻生活達20個春秋。
魯迅無愛”的婚姻背后,卻是他甘愿過著這種苦行僧式的生活達20年(這也顯示出他驚人的意志力),但在潛意識深處,他并沒有放棄對真正的愛情理想的渴求。因此到了1925年在許廣平明顯占主動的情況下,他們終于自由地結合了。雖然這是魯迅生命的最后10年,但“十年攜手共艱危”,相濡以沫見真情,不能不說是遲來的幸福。
“寡母撫孤”,母親為兒子做出巨大的犧牲,她們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對兒子的愛中,她們認為兒子的命運,該完全掌握在她們自己的手中,因為她們要給孩子的是最好的。于是就像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回憶的:“母親極愛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為什么不給他找一個好媳婦呢?為什么要使他終身不幸呢?———那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她)認為朱安一定勝過她所有的侄女、甥女。”于是她們的“愛之,適足以害之”,這恐怕是這些摯愛子女的母親們,所始料未及的。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了。次日在北京的《世界日報》上題為《周夫人述悲懷》的報道說:“魯迅除有愛人許景宋女士(按:許廣平)及一子,隨同在滬外,北平西三條二十一號寓所,尚有八十余歲老母,及妻朱女士。此處周家已寄寓十余年,魯迅生前在北平時,即寓于斯。其寓所為一小四合房,記者投刺后,即承朱女士延入當年魯迅之書齋接見,室中環列書箱書櫥甚多,東壁是魯迅速寫像一幀,陳設樸素。朱女士年已屆58歲,老態龍鐘,發髻已結白繩,眼淚盈眶,哀痛之情,流露無遺。記者略事寒暄后,朱女士即操紹興語談前兩周接其(指魯迅)由滬來信,索取書籍,并謂近來身體漸趨痊復,熱度亦退,已停止注射,前四日又來信謂體氣益好。不料吾人正欣慰間,今晨突接噩耗,萬分悲痛。本人本擬即日南下奔喪,但因阿姑(按:指魯瑞)年逾八旬,殘年風燭,聆此消息,當更傷心,扶持之役,責無旁貸,事實上又難成行,真使人莫知所措也。記者以朱女士傷感過度,精神不佳,不敢過事長談,遂即告辭。”次日《北平晨報》介夫寫了《中國名作家魯迅夫人訪問記》報道了朱安在北平為魯迅設靈堂,另周作人談魯迅的“個性偏強”,并說不擬赴滬奔喪。
1937年7月2日,朱安請魯迅的學生、摯友宋琳代筆寫一封全權委托書給許廣平———
景宋女士:聞先夫魯迅遺全集全部歸商務印書館出版,姊甚贊成,所有一切進行及訂約等事宜,即請女士就近與該書館直接全權辦理為要。女士回平如有定期,祈先示知,以免老太太懸念。其余一切統俟面談。
此頌時祺并祝嬰兒健康!
姊朱氏襝衽七月二日
這其間許廣平雖處艱難困厄中,仍全力籌措,按月供給北平的婆婆和朱安夫人一百元,從未間斷,如魯迅生前一般。尤其是后來全集印出,許廣平總共得到四千多元版稅,她馬上拿出一千三百多元,作為周老太太和朱安夫人的生活費,剩下的還了魯迅的藥費和治喪費,再剩下的,才是她和海嬰的生活費。
1944年8月25日《新中國報》刊出一則消息說:“魯迅先生在平家屬擬將其藏書出售,且有攜帶目錄向人接洽。”許廣平十分震驚,馬上在9月10日的《申報》上發表《許廣平關于魯迅藏書出售問題啟事》,鄭重指出:“魯迅先生終生從事文化事業,死后舉國哀悼,故其一切遺物,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保存,以備國人紀念。況就法律言,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法律有明文規定。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絕不承認。”但此事對朱安而言,確實有苦衷,9月23日,她請人代筆,給內山先生寫了一封信中說:“到了日暮途窮的現在,我也仍舊知道名譽和信用是很可寶貴的。無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壓迫,比信用名譽更要嚴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賣書還債,維持生命。倘有一籌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這種下策呢!”
1945年12月19日,北平《世界日報》刊登了署名為“海生”的一篇文章,呼吁人們“為魯迅先生的遺族和藏書盡一點力”。同月29日《世界日報》編輯部,派出記者去拜訪朱安,并轉達讀者的慰問及轉交因云先生的捐款。在31日刊出的采訪報道如下———
一盞昏黃的電燈,先讓我看清楚的是桌子上的飯食。有多半個小米面的窩頭擺在那里,一碗白菜湯,湯里有小手指粗的白面做的短面條(有人管這叫“撥魚”),另外是一碟蝦油小黃瓜,碟子邊還放著蝦油醃的尖辣椒,一碟醃白菜,一碟霉豆腐。這就是魯迅夫人當天的晚餐,沒有肉也沒有油,沒有一個老年人足夠的營養!
夫人的個頭很矮,一身黑色的棉褲襖,在短棉襖上罩著藍布褂,褂外是一件黑布面的羊皮背心。頭發已經蒼白,梳著一個小頭,面色黃黃的;但兩只眼,在說話的時候,卻還帶著一閃一閃的光芒。
我先說明了來意,魯迅夫人連說了好幾個“不敢當”,并叫我向一切同情關切魯迅先生和她本人的人們道謝。以后,我就把因云先生的那封信和所附的法幣四百元拿出來。夫人把信接過去,到房外找同院的一位先生給看了看,回來說可惜沒有姓,同時好像也不是真名。對那四百元,卻始終不肯拿,只說盛意是可感的,但錢卻不能收,因為生活一向是靠上海的許先生(按即許景宋女士)給她帶錢,沒有上海方面的同意,另外的資助是不好接取的。據說:由于前幾天朱、徐兩先生的好意,夫人已經給上海寫信去了。
魯迅夫人又說,最近曾收到沈兼士先生送來的一筆款子,是國幣五萬元。這筆錢,本來是上海的許先生托沈先生帶的,但沈先生當時并沒有拿那筆錢,只說到北平一定給魯迅夫人送一點款子去;結果,錢是送到了,然而并不是許先生托帶的,而是沈先生自己跟幾位老朋友湊起來送的。
……夫人說,這間屋子還保持原來的樣子,一點沒有動,一切都跟魯迅先生生前布置一樣。我看了看,不禁想起:就在這套間之內的北窗下,魯迅先生的為人類的筆墨辛勞。
夫人今年六十七歲,比魯迅先生大兩歲。海嬰,魯迅先生的遺孤,據說已經十七歲了。夫人說的是紹興話,略帶一點所謂京腔;我是靠了別人的翻譯,才能完全聽懂的。
魯迅夫人,談了大約有一個鐘頭。夫人談到交通的不便,談到物價的飛騰……她說:“八年了,老百姓受得也盡夠了,然而現在,見到的還是不大太平!”說完了,冷酷地笑了笑,接著又有幾聲咳嗽。夫人說:這些天身體總不大好,常常喘,可是血已經不吐了。想到夫人的身體,想到夫人的年紀,再想到那沒有足夠營養的飯食,我好像沒有話可以說了。
六點多鐘,向夫人告別。夫人送到房門,還不斷地叫我代她向一切關切魯迅先生和她本人的人們道謝。在寒風凜冽中,走著黑暗的西三條,天邊好像有一顆大星在閃耀。同行者沒有言語,我也沉默著。
對于許廣平從不間斷地接濟她的生活費用,朱安是十分感激的,在她給海嬰的信中就說:“值茲上海百物高漲,生活維艱之秋,還得堂上設籌接濟我,受之雖饑寒無虞,而心中感愧,實難名宣。”
1947年6月29日晨,朱安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程,那是在她婆婆去世(1943年4月22日)的4年后。許廣平當日收到喪電,即匯一百萬元法幣,以作喪葬費用。次日接三念經。第三日安葬,葬在北京她婆婆魯瑞的墓旁。沒有墓碑。沒有行狀。不知她的父母。不知她具體的生辰。一年之后,許廣平在一篇文章里這樣寫道:“魯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長輩叫她‘安姑’……”世事茫茫,人間滄桑,許廣平是第一個為朱安女士留下真名字的人。
而朱安在過世前曾說過她和魯迅及許廣平的關系,她說:“周先生對我并不算壞,彼此間并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確是個好人。”
朱安是舊式婚姻的犧牲者,她無辜,她不幸,她的生命可說是灰暗而寂寞,用她自己的話說,就像一只默默的艱難爬行的蝸牛,它不知道何時可以爬行到頂端,或許從來就沒有那么一天。她在孤獨中度過了凄苦的一生,寒日無言,斜暉脈脈,是那么樣的蒼涼。
朱安是舊式婚姻的犧牲者,她無辜,她不幸,她的生命可說是灰暗而寂寞,用她自己的話說,就像一只默默的艱難爬行的蝸牛,它不知道何時可以爬行到頂端,或許從來就沒有那么一天。她在孤獨中度過了凄苦的一生,寒日無言,斜暉脈脈,是那么樣的蒼涼。
如果生命如此,真是一聲嘆息,但如果她摯愛著魯迅先生,人生又另當別論了吧---彩虹有時候只出現在自己的視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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