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話幾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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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貼時間：20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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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幾則
廖紅丁
之一
廣元是四川省北部靠近陜西省的一個大縣，廣元人說話很有一些特點，其主要表現在語音和語調上，抑揚頓挫很有音樂感，與相鄰的綿陽即有顯著的不同，更不要說與成都話乃至普通話的差別了，但其仍屬北方語系，大多數話都是聽的懂的。但是，廣元鄉下，特別是王家壩鄉一帶的人說話與廣元城里人說話卻又有明顯的不同，有時不經翻譯甚至會聽不懂，鬧笑話。
文革前的1965年，那時的中國已盛行上演革命戲，這個革命戲當然不只是后來成為樣板戲的那幾部著名的京劇，也包括其他一些戲，如小說《紅巖》改編的話劇《烈火中永生》也是其中之一。那個年代做什么事情都喜歡搞大會戰，搞群眾運動，演革命戲也不例外。當時縣上搞了個革命戲大匯演，十里八鄉都要組織演出隊來縣上演出，王家鄉演出隊演的一段是特務徐鵬飛拷問江姐，演員也努力用普通話來演出，但許多地方卻不可避免地帶上了王家本地方言。
徐鵬飛手拿皮鞭惡狠狠地問江姐：“你到底射‘Shē’（是）佛‘fó’（說）還射‘Shē’（是）不佛‘fó’（說）？”（王家話的‘說’讀成‘佛’，并且這個‘佛’字還帶有一點與普通話的四聲音調不同的音調上的變化）
江姐高昂起頭不屑地回答：“上級迭‘Dīe’（的）姓名、地址我知道，下級迭‘Dīe’（的）姓名、地址我也知道，但得‘dē’（這）是我黨迭‘Dīe’（的）秘密，我逗‘dǒu’（就）是不佛‘Fó’（說）。”在這里王家話將‘這’讀成‘得dē’，‘的’讀成‘迭Dīe’，‘就’讀成‘逗dǒu’，‘說’讀成‘佛Fó’。
徐鵬飛狠狠地打了江姐一皮鞭：“你帶‘dǎi’（再）不佛‘fó’（說）我逗‘Dóu’（就）給你灌辣子匪匪‘fèifèi’（水水）。”王家話把‘就’讀成‘逗Dóu’,‘再’讀成‘帶dǎi’，‘水’讀成‘匪fèi’。
江姐大義凜然地：“不佛，不佛，逗是不佛，你灌辣子匪匪我也不佛！”
全場哄堂大笑。
之二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很少有人能戴得起手表，在一些邊遠農村，農民甚至連鐘都很少有。一日，廣元王家壩一老農民上街趕場。他心想，家里剛剛把報曉的公雞殺了，生產隊又剛分了點錢，趁趕場去供銷社買一個鬧鐘。他挑好鐘后，遞給營業員十塊錢，營業員正要給他找零錢，這位老農民忙揮手：“不要找，不要找，把你那個篾篾‘mīemīe’（小的意思）搭給我就行了。”他指著柜臺里的手表對營業員說。
我的天，暈。
之三
上世紀六十年代，廣元王家壩一老農民在外地工作的兒子買了一只手表孝敬父親，老農民很是得意，把手表戴在手上，袖子挽得老高，生怕別人看不到。一日，有人問老農民：“還有多少鐘到十二點？”老農民看看手表，從谷草堆中拿來一根谷草在手表上比了比說：“還有這麼長就到十二點了。”
問話者和在場人大笑不已。
之四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中國人基本上沒有自由旅行權，當時也沒有實行身份證制度，要到外地去都要有本地革委會開的證明。一日廣元王家壩一農民進城為生產隊買農藥，辦完事后天色已晚，趕不回去了，只好住旅店，但他出來時又忘記開證明，旅店服務員見其是一個老實巴交的山里來的農民，于是動了惻隱之心，準備讓其住下，不過登記這一關仍是免不了的。
服務員問：“姓名？”
農民答：“這日的（‘的’讀作‘Dīe’,廣元人的口頭語，無任何罵人的意思），我這崴（這個的意思，‘崴’是語助詞）名字不好寫崴。”
服務員是個高中生，他心想有什么字我不會寫呢？有些不屑：“你說嘛。”
農民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這日的（讀作Dīe），我叫王RuàRuǎi 崴。”
服務員寫了一個王字后，另兩個字怎么也寫不出來了。
之五
廣元王家壩在剛解放時土匪較多，該地山大林密，解放軍剿匪花了很大的力氣。由于解放軍多是北方人，和當地老鄉打交道時鬧了不少笑話。一日，幾個解放軍戰士進山剿匪，只見深山中有一戶農家，一農家大嫂正在院子里喂雞，于是問道：“老鄉，你們見到土匪沒有？”
農家大嫂笑咪咪地說：“有，有，我帶你們去。”幾位解放軍戰士高興地隨大嫂而去，走了不多遠，農家大嫂停住了，指著一汪山泉水說：“這就是。”解放軍戰士全都哭笑不得地愣住了。
原來，王家壩人將水字讀成匪（Fèi），農家大嫂以為解放軍是要找水，誤會一場。
之六
有好事者將廣元王家壩的方言濃縮成如下段子，內容是一農家大嫂教訓其淘氣的小孩：叫你讀書(Fū)嘛（Mē）你就（Dóu）讀書(Fū)嘛(Mē)，你又要去（Qǐe）耍（Fà）水（Fèi）,你耍(Fà)水(Fèi)就(Dóu)耍(Fà)水(Fèi)嘛（Mē），你又要去(Qǐe)爬(Bā)樹(Fú)，你爬(Bā)樹(Fú)就(Dóu)爬(Bā)樹(Fú)嘛(Mē)，你還要在(Dǎi)高頭一搖(Fāi)一搖(Fāi)的(Dīe)，絆(摔的意思)下來算(Fān)誰(Fēi)個的(Dīe)？即是：叫你讀夫么你就讀夫么，你又要切乏匪，你乏匪逗乏匪么，你又要切巴富，你巴富逗巴富么，你還要帶高頭一fai（漢語無此同音字）一fai跌，絆下來犯肥個跌？
之七
上世紀六十末，城里的初中生、高中生（不管畢沒有畢業）開始大批下放農村，謂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謂之“插隊”。我那時也有幸到廣元農村“插隊”。“插隊”前母親給買了一部價錢在80多元的“紅燈”牌半導體收音機。在農村“插隊”就是這部半導體收音機伴隨我渡過了那寂寞的日日夜夜。那個時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是在農村也是每天要學習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的社論或文章，每天晚飯后，生產隊長一聲吆喝，全隊的人就陸陸續續集中到打谷場上，生產隊的文化人，一般是記工員就開始在昏暗的煤油燈下讀社論或文件。而社員們就在打谷場上東一堆，西一群地或坐或躺乘機休息勞累了一天的身體。而我們幾個知青自然是圍坐打谷場的一個角落里聽我的那部“紅燈”牌收音機里傳來的已經快要聽厭了的歌曲或京戲。這時生產隊里的一位剛復員不久的“兵”也坐到了我的身邊，他的綽號叫“挺好”，據說是因為他曾在東北的加格達奇當過鐵道兵，復員時家鄉人去車站接他，問話中他總是用帶東北味的“挺好”來回答，于是愛取綽號的家鄉人就給他取一綽號“挺好”，久而久之他的大名卻沒有人叫了。此人的智力水平和知識面都很有限，很難讓人相信他是一個曾經走南闖北見過世面的人。但他卻與我們這些知青比較合群，可能在他的潛意識中認為他和我們這些城里人比較有共同語言吧，因為不管怎么說他也是一個走出過這個偏遠的小山村，見過外面大世面的人。這時我的“紅燈”牌收音機正好播完了一首用毛主席的詩詞《沁園春?雪》譜寫的歌曲，我們幾個還都沉浸在那蕩氣回腸的歌曲之中。
“挺好”突然問我：“你的收音機是多少錢買的？”
我想也沒想就答道：“80多塊錢的紅燈牌半導體。”
“哦，80多塊錢當然是半導體。”
當時我們都沒有仔細想“挺好”的話有沒有什么問題，大家都沒有做聲，繼續聽著收音機。
“挺好”這時好像是對我，又好像是自言自語地說：“80多塊錢當然是半導體，我們連長原來買過一部100多塊錢的全導體。”
“挺好”的話說完后，我們幾個知青都愣了一下，然后就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
2008年7月4日星期五于成都紅運花園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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