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在媒體上看到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一位被稱為“高考奇才”的湖北大學生，四次考進名校而前三次都以退學告終，或者說三次退學居然第四次又考進名校。據我考證，這個故事按照標題中“朝三”與“暮四”的擺放順序不同，已經被記者制造出兩個事實不同的版本，一是9至10月流傳的“四進三退”版，一是10至11月流傳的“三退四進”版。前者把“高考奇才”三次退學的原因明確歸于網游；后者卻了解到“高考奇才”“不大愛玩網游”。
如今記者玩弄新聞的技巧已經爐火純青。只要遇到學生出了問題，就習慣性地拿網游說事。這讓人聯想到30年前的“地富反壞右”，每次運動都要被拉出來批斗一番。網游就是現在的“地富反壞右”，即使它沒有任何“現行”，也可以拉出來作為說事的替罪羊。
我要為游戲辯護。首先，那種將青少年教育問題歸罪于游戲—特別是網游—的觀點，正在成為一件新的“皇帝的新裝”，用于遮掩教育本身的問題，對全民起著麻痹起用；第二，游戲增進隱性知識的作用被嚴重低估，增進隱性知識與學校顯性知識教育同等重要。這一點應引起全民重視。
同時給大家推薦一本好書—史蒂文·約翰遜寫的《壞事變好事—大眾文化讓我們變得更聰明》，以及比這本書寫得還好的書序。
“皇帝的新裝”
記得我們小的時候，學習很忙，但不是指課堂學習，而是忙于對“玩”進行研發。比如說，蠶吐絲都是要打卷的，怎么讓它吐成平平展展的一張呢？經過集體攻關，結論是讓蠶在瓶蓋上吐絲就可以做到。再比如，洞里的野貓怎么捉呢？經反復實驗，發現可以把它的其他出口堵住，用煙向洞里熏。貓受不了就會往外沖，拿網兜在洞口接就是了。那個時候，家長為什么不反對玩游戲？因為沒有高考。可見，高考如果不是問題，游戲多半也不是問題。
我們假設，如果中國的大學分兩種，一種是高精尖的知名大學，一種是惠及全民、玩不玩游戲都可以上、都可以畢業的普通大學，家長還會反對游戲嗎，“高考奇才”三退四進的事情還會發生嗎？我看多半不會像現在這樣夸張了。可以斷言，現在家長對于游戲的普遍反對，實際是由高等教育資源稀缺引起的；游戲內容是其次的方面。由于高等教育資源稀缺，玩游戲影響考大學，所以家長才反對。記者為了迎合家長，才羅織罪名、編造新聞來傷害游戲。
對政府和媒體來說，不應該由于家長的反對而遷怒于游戲。因為不管學生玩不玩游戲，教育資源既不增加也不減少，頂多不過是導致在學生之間重新分配教育資源而已。既然如此，政府首先不應介入家長間的是非。有的地方政府對酒吧正常經營進行干預，是不妥當的。反過來說，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應該通過增加教育資源或降低民辦教育門檻來解決，而不應怪罪到游戲頭上。
反對游戲的思潮，隱含以應試教育傷害素質教育的潛在內含。正常的游戲是素質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如今它成了應試教育的犧牲品。
應試教育在中國的盛行，有兩個因素，一是傳統觀念，片面強調顯性知識；二是資源限制，拿考試當分配手段。當前，正是由于教育資源不足，才導致應試教育的盛行。應試成了分配高校入學名額的手段。我們正在為了手段上的事情，而忽視學習的真正目的，這是不負責任的；并且由于教育資源的不足，助長了以應試為中心的傳統教育觀念，把掌握顯性知識絕對化，造成高分低能。
把家長的視線誤導到怪罪游戲上面，客觀上就是在掩蓋問題，就是在給教育的問題—教育不能惠及全民、忽視素質教育的問題—穿“皇帝的新裝”。
日本、韓國及西方發達國家發展游戲的寬松環境，實質上是教育惠及全民后的結果。在中國，我認為建設性的辦法，就是全面降低高等教育辦學的門檻，極大地鼓勵民間辦學，用（在名牌大學范圍以外）降低入門級高等教育質量的代價，換取高等教育惠及全民的好處，以及使中小學全面轉向素質教育的好處。這也是給游戲解圍的有效辦法。
游戲的主要學習功能是增進隱性知識
史蒂文·約翰遜寫的《壞事變好事——大眾文化讓我們變得更聰明》值得全國家長一讀，因為這本書有一個出色的序言—由胡泳寫的《大眾文化并非洪水猛獸》。所以我要做一個特殊的書評，一個針對書序的評論。
胡泳抓住了未來學習型社會的一個根本問題：讀書與玩游戲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學習方式。讀書，包括課堂學習、應試教育，是針對顯性知識的學習方式；玩游戲，則是針對隱性知識的學習方式。
以往的所謂知識經濟，是以顯性知識為代表的“死”的知識經濟，也就是把知識“弄死為止”的知識經濟。把知識弄死，有兩種好辦法：一種是死記硬背，一種是把知識物化，讓知識變物質、軟件變奔馳——變成知識產權。未來的知識經濟，是以創意經濟為代表的“活”的知識經濟，也就是強調隱性知識作用的知識經濟。它的“活”，表現在創新的活躍上。
約翰遜在書中做出了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人類先發明電子游戲，后發明印刷術。人們的矛頭可能就會轉向攻擊讀書：“讀書會慢慢造成感覺的遲緩”。讀書有助于掌握理性知識，這是現代性的內在要求；后現代或者說未來，卻強調理性回到感覺，要在“鮮活的、三維的影音世界產生互動”。胡泳還精辟地補了一句：書籍最危險的特質或許在于：它們總是順從一條固化的、線性的道路。要我說，還要加一句：做作業最危險的特質或許在于，它往往強化“給定唯一結論而忽視選擇自由”的學習方式。
當然，任何人也不會腦子糊涂到要取消顯性知識的學習，它畢竟是創新的基礎。但同樣重要的是，創新的主導方面，應當建立在隱形知識之上。沉溺于家庭作業與沉溺于游戲同樣是不可取的。但適當的游戲，正好可以糾正應試教育帶來的偏失。
游戲本身并沒有罪。相反，游戲具有不可或缺的素質教育功能。正如胡泳指出的：“讀書的時候，書的內容是第一位的，因為通過讀書學到的是顯性（explicit）的知識；而當你玩游戲時，首要的價值是游戲怎樣促進你的思考，即學會如何解決問題和做出決策。”游戲更深層的意義是，在未來雜亂的信息和風險條件下，“在世界中發現秩序和意義，并做出決策去創造那個秩序”。胡泳還介紹了杜威的“附帶學習”理論，認為無意學到知識是一種“附帶學習”。“附帶學習可能比學校中有關閱讀、地理、歷史等的學習更重要，因為它可以培北養學生面對未來生活最根本的態度。”
回到“高考奇才”的事件上來。這位學生充滿控制欲而缺乏控制力。就像身體缺了某種元素一樣，導致發展不平衡。他素質中缺的是自主性，是應試教育沒有讓他養成自主意識，一旦失去外在控制，就會迷失自我。我認為這位學生的問題，不是游戲玩多了，而是玩少了；不是玩早了，而是玩晚了。小的時候游戲玩少了，長大了就矯枉過正。假如我是家長，我寧愿他從小多接觸游戲，就不至于把游戲的課搬到大學來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