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電信運營商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從增加競爭、降低價格上看，這應被看作電信幾次拆分重組的良性結果，但相對僵化和壟斷，業界開始擔心另一種極端情況的出現：過度競爭及其最典型表現——惡性價格戰。
雖然在價格上頻頻發力，但以價格戰為主的惡性競爭讓運營商自己都深感畏懼。一位曾任職信息產業部主管資費調整的人士日前向記者表示：“以前高高在上協調別人，到企業后我才發現，惡性價格戰正在成為電信業發展的最大風險。”而此時，該位人士剛剛在某電信運營企業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時間。
另一極端
２００２年，中國各大電信運營商為了各自的市場份額，無一例外地展現了它們運用價格利刃的高超手段。同時，運營商之間的競爭又復雜多變，每一個運營商在每一個層面都面對不同的“敵人”與“盟友”，而隨著競爭層面的變化，敵人和盟友也時刻發生著變化和相互轉化。
從理論上看，２００２年電信第二次拆分的初步目標已經達到：目前所有電信服務領域都至少存在兩個競爭者，如固話領域的電信、網通、鐵通、聯通；移動通信領域的移動、聯通。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同出一門的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捉對廝殺，并馬上互相侵入對方領地。記者得知的最新消息是，中國電信已在北京鋪建長途骨干網，其代理商則拼命搶奪網通的“１７９３１”ＩＰ長話客戶。某設備商透露，中國電信的北方擴充計劃驚人，已與思科、亞信、上海貝爾阿爾卡特等國內外知名網絡設備制造商簽訂合同，將在北方十省、區、市建設寬帶網絡工程，而寬帶網絡的最終目標當然是數據業務、甚至是固話。
同時，中國網通也在南方厲兵秣馬。據悉，兼并了原網通、原吉通的中國網通集團正在加緊內部整合，擬消除各組成企業在經營風格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冀望原網通和原吉通在南方的固有陣地和勢力成為拓展南方市場的橋頭堡。
但是，伴隨國家電信業戰略重組出現的是在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全國各地激烈展開的價格戰。
１９９９年電信第一次拆分前，僅有的兩個運營商電信和聯通的規模和地位相差懸殊，價格戰根本無從談起。電信業最早的價格戰始自ＩＰ電話，其時吉通為打開市場，首次將ＩＰ卡價格“跳水”至五折以下，ＩＰ卡也因此成為吉通的主要收入來源。隨后，聯通、原網通都奮不顧身加入ＩＰ卡打折戰。南北分拆后，隨著殺入北京的南方電信開展ＩＰ卡業務，一直堅挺的網通集團北京通信公司的ＩＰ卡價格也開始松動，從七五折降到六五折，其它地區的ＩＰ卡市場更是亂成一團糟。
價格戰接下來席卷了寬帶市場。電信和原網通在此領域大打出手，爭奪商業樓宇；而在社會市場層面，電信又和長城等業外力量為爭奪小區寬帶而競相殺價。
鐵通獲得固話牌照后，宣布藉國家扶持政策，要以“比電信低１０％的價格打破電信壟斷”，只可惜恰逢國家取消固話初裝費，鐵通壯志未籌，根本無法借“低價”出擊，不過其后它又進入ＩＰ卡領域，幾乎號稱資費最低。
然而最激烈的莫過于２００２年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在ＣＤＭＡ以及２．５Ｇ移動通信上針鋒相對的競爭。日前，號稱“建國以來最大的互聯互通事故”的四川德陽事件就是雙方價格戰的后果，而各地分公司開展的入網贈手機活動更打到最低一折。
新價格戰不可避免
一位業內人士指出，２００３年的電信業競爭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將是２００２年的繼續，由于關系各家未來，競爭方式和慘烈程度難有很大改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于是，業界有所謂電信資費平均降低３０％之說。
目前，各運營商之間已呈混戰，很多用戶反映的服務質量問題其實都與運營商之間相互遏制分不開。比如在小靈通問題上，針對電信、網通向移動通信領域的滲透，移動和網通拼命狙擊。但對于聯通的ＣＤＭＡ，移動和電信又有共同語言——遏制，所以，在互聯互通問題上，不僅是ＣＤＭＡ撥打ＧＳＭ難，在不少地方，ＣＤＭＡ手機撥打固話也難。ＣＤＭＡ不僅是與ＧＳＭ競爭，電信同樣將其看作對小靈通的威脅。聯通日前宣稱２００３年ＣＤＭＡ用戶要達到２０００萬，考慮到２００２年聯通依靠贈送手機等手段完成７００萬用戶已非常勉強，一位業內人士說，“聯通ＣＤＭＡ今年不用價格手段還能用什么？”而小靈通的最大優勢就是價格。不過，最近廣東電信推出“游子歸家”業務，雙雙觸及移動和聯通的神經，兩家死對頭這一次則攜手向廣東通信管理局告狀。
相比聯通ＣＤＭＡ的入網贈機，移動在新業務上卻一直沒有采取類似的變相降價手段，導致ＧＰＲＳ發展緩慢。但種種跡象表明移動不會坐視ＣＤＭＡ二期網的開通，據悉，移動已大量采購ＧＰＲＳ手機，同樣準備搞贈機。
目前，兩大移動運營商均已明確了２００３年的競爭方向，即移動數據業務、服務及產品價值鏈的整合，而且在競爭之余還要分心于“小靈通”。據目前情況看，２００３年“小靈通”還會有相當大程度的發展，從移動在某些地區發展“百姓通”狙擊“小靈通”來看，價格激戰仍無法避免。
呼喚資費監管
對于惡性價格戰，主管部門已多次提出嚴厲警告。信息產業部副部長張春江就曾指出，價格戰降低用戶對電信服務的信任程度，使用戶對電信價格和服務消極觀望，如此發展的電信業后患無窮。
事實也是如此。價格戰已使市場搞不清企業的正常價位是多少，更會懷疑不參與價格戰的企業是在牟取暴利，無限制的價格戰只能使電信業的經營環境惡化。一個例子是，長期低價打折的吉通重慶分公司占領了重慶大部分ＩＰ卡市場，但去年７月底，吉通重慶分公司竟因無錢支付ＩＰ電話的網間結算費用而被重慶電信公司告到仲裁部門，原因就是價格戰使重慶吉通利潤率大降，增量不增收。
經濟學家吳敬璉曾對電信領域提出了著名的“制度高于技術”理論。事實的確如此，目前中國電信業已發生滄桑巨變，一家獨大的局面也一去不復返，過去以扶持新興運營商為主要目標的電信制度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
制約價格戰的電信資費制度就是顯著問題。過去，電信資費賦予新興運營商實行低價的權力，但現在的情況是老牌運營商有時也敢于打折，并且出手更狠，而這沒有得到有力的監管。
據信息產業部內部人士透露，對此主管部門并非不了解。早在２０００年，信息產業部就建立了電信價格監控系統，對電信資費進行監控和觀察。２００１年，國家計委和信息產業部聯合發布《電信資費審批備案程序規定試行》，即對于部分業務，允許電信業務經營者對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的電信業務資費進行調整，企業可以自主定價，但事先需上報有關監管部門通過相關程序進行審批。信息產業部的初衷是，把價格放開肯定有利于市場競爭，同時，又由于必須通過相關部門的審批，所以政府也能對其進行宏觀調控，防止惡性價格戰的發生。
但事實是，目前各級通信管理局管理力度很弱，運營商價格違規也往往得不到任何懲處。一位業內專家說：“加強政府監管、加大對違規者的處罰力度是不可少的，而這首先要求《電信法》必須出臺”。
造成監管不力的重要原因是，目前各級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員多來自于原中國電信，這種與運營商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得對電信價格的監管難有力度。“之所以一再要求從信息產業部中分離出來一個電信監督委員會正是出于這個目的，或者是信息產業部轉變為這個委員會”，這位專家說。
但這個可能導致主管部門權力重新分配的改革能否真正實現還是個未知數。在目前情況下，更多的只能依靠運營商的自律。
管理新風格？
競爭可以降低資費水平、提高服務質量，但過度的競爭實際上使市場和產業雙方受損，所以，電信業正呼喚理性而有力的監管。
此間人士分析，信息產業部對電信業管理的工作重點和自身職能可能發生轉變。顯見的依據是，新任信息產業黨組書記、副部長王旭東，將接替現任部長吳基傳掌管信息產業部。
“王與吳二人的背景、風格頗有不同”，信息產業部某官員私下如此評價。１９８３年即任郵電部副部長、１０年前轉為正部長的吳基傳已先后掌舵郵電部及信息產業部近２０年，熟悉的人都知道，吳是技術出身，更側重于經營角度，即如何扶持運營商和設備商，以做大信息產業，這一點，吳完成得非常好——靠固話初裝費和手機入網費，中國電信業積累了雄厚的資金，中國幾大運營商的規模都具有世界水平。
但形勢已大為變化，目前，中國幾大運營商正從被扶持求發展的時期轉向激烈競爭的時代，信息產業部的職能似乎不再是出臺政策扶持運營商，而應該是如何加強監管，使得競爭更加規范。
此時，王旭東的出現似乎正順應了這種潮流——王旭東除了在原電子工業部某研究所工作過幾年外，其余都是從事政務，其對政策和宏觀的把握能力較強，于是王旭東掌舵信產部可能就意味著信產部加強監管職能的開始。
2003-02-10